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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穷根栽富根

巢峰 · 2022-01-13 · 来源: 一撇两横竖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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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用什么办法来消灭不同的私有制,拔掉穷根栽富根呢?

  公有制和私有制不同。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虽然也是大革命,但换汤不换药,私有制仍然是私有制。由于私有制脉脉相通,所以,新的私有制在前一个私有制社会里,就能生长和成熟。封建社会末期,封建主义政权好像蛋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了蛋壳里日渐成形的小鸡,只要冲破蛋壳,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这么方便,公有制与私有制水火不相容,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本不能产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依靠政权力量,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如果不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夺取政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拔掉穷根栽富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是革命任务的完成,而是革命任务的开始。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遇到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是大资本和中小资本家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另一种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用什么办法来消灭不同的私有制,拔掉穷根栽富根呢?

  没收大资本

  拔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既可以采用没收的办法,又可以采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如果能够采用和平改造的办法,对于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和平改造,能使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有秩序地转移到国家的手里,可以避免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混乱和损失。可是,“什么气候种什么谷,什么土地出什么粟”,和平改造能不能行得通,还要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我国的大资本和中小资本的具体情况怎样呢?

  我国的大资本就是官僚资本,主要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拼命掠夺工农群众和中小资本,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具有一、二百亿美元的大富翁。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又以“接收”为名,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把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两千四百十一家工厂,全部捞进自己的腰包。这样,他们的肚皮就大得吓人了。他们的资本在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到八成,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他们的压榨下,中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对于这种反动透顶的生产关系,根本没有和平改造的可能,完全有必要采用没收的办法,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

  我国人民在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之后,立刻将属于官僚资本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银行、邮电、贸易公司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一九四九年,国家没收的官僚资本,单就工业企业来说,就有两千八百五十八个,这些企业拥有七十五万多生产工人。从此,国家的主要命根子,就从官僚资本主义的手里转到人民的手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开始建立起来,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种子播下去了。

  改造中小资本家私有制

  把大资本收归国有,资本主义的地盘大大缩小了。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完全消失,大量的中小资本仍然存在。别以为小泥鳅掀不起大风浪,一个不多,十个一窝,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成千上万条泥鳅还不能把清水搅浑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不能长期共存。必须把中小资本家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我国的中小资本就是民族资本。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不同,它不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不掌握国家政权。解放以前,民族资本一方面和官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又受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民族资本代表着旧中国进步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解放之后,民族资本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力量,单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就占到六成。在解放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对供应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保障职工就业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没有改,他们总是一心追求利润,拼命剥削工人,生产没有计划,常常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因而对国计民生又有消极作用。民族资本积极作用的一面,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消极作用的一面,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民族资本的这些特点,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

  民族资本有两种作用,就有和平改造的必要;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就有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但是,要这样、可能这样,都不等于一定这样。俗话说:无锹不下土。无产阶级如果赤手空拳,休想和平改造中小资本。在我国,有些什么法宝,能够保证对中小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呢?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是改造民族资本的根本条件。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广大农民跟无产阶级走,不跟资产阶级走。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兄弟,把印把子抓在手中,就不怕资产阶级造反。资产阶级一无天下、二无帮手,就是翻一千个筋头,也跳不出无产阶级的手掌心。

  强大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也是改造民族资本的法宝。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方面,把对外贸易抓在手里,割断了国内资本同国外资本的联络网;一方面,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并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割断了资本主义同个体农民经济的联络网。这就堵死了资本主义的前门后路,使它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不得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和条件,我国对民族资本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

  民族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有有利于国计民生以及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应当加以利用;又有不利于国际民生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应当加以限制。但利用和限制都不能从根本上治好资本主义的绝症,不能彻底解决私有制与公有制的矛盾。所以,还必须对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利用、限制、改造是我国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的主要政策。

  既然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就不能不让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利润可得。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这一部分利润,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赎买。用一定的代价,把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赎买过来,可以减少改造过程中的阻力。对资产阶级赎买,也是和平改造的重要政策。

  和平改造政策,还包括无产阶级继续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逐步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

  对民族资本的和平改造,还要有一条具体道路。我国改造民族资本的具体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两种。我国在改造初期,普遍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它在工业中主要是加工、订货、统购和包销,在商业中主要是经销、代销。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合同,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架起一道桥梁。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我国在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一九五六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里,资本家已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家只拿定息,不再支配生产资料。生产管理大权已转移到国家手里,工人阶级做了企业的主人。

  至此,所有制起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拔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资本家所拿的定息,还是从工人阶级的身上剥削去的。所以,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还必须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完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

  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斗争的。天下乌鸦没有不是黑的,天下资本家没有不想剥削人的,他们不会大发慈悲,自动下台。因此,整个改造过程,也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一九五〇年,为了稳定物价而开展的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以及一九五二年的反对行贿、偷税露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便是两场主要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才使得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了改造。

  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

  我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封建主义被打到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不再受地主剥削,生产积极性大大高涨,生产和生活都有了提高。但是,小农经济到底是一种落后的小私有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每家人家头上一片天,脚下一块地。人们在生产中,全部埋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小农经济天地太小,劳力、土地、牲畜、工具都得不到合理使用,更无力采用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小农经济堵住了农业生产向前发展的道路。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根儿不深,叶儿不旺,农业上不去,就拖住了工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后退。

  小农经济是站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十字路口的经济。一方面,农民是劳动者,这一点与无产阶级相同,为了摆脱剥削,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农民是小私有者,这一点与资产阶级相同,为了发财起家,又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中的小船,经不起风吹雨打,时刻在向两头分化。贫苦的农民卖地,富裕的农民买地,一头穷下去,一头富起来,他们在十字路口各奔东西,开始分手了。

  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孳生地,是广大农民的穷根。斩草不除根,开春芽又生。不拔掉这个很,资本主义就会生长起来,广大农民又会贫穷下去。穷和富的距离越大,改造小农经济的困难越多。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就必须趁热打铁,不等大量的资本主义产生,就把农民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用什么办法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经济呢?农民毕竟不同于资本家。资本家是剥削者,生产资料是剥削工人得来的。用没收或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变为全体人民所有,是物还原主,完全合情合理。农民是劳动者,生产资料是劳动得来的,如果用没收或赎买的办法对待农民,岂不是无缘无故地剥夺吗?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亲兄弟,兄弟如手足,剥夺农民,岂不是自己削去自己的手足吗?所以,对农民个体所有制经济进行改造,决不能采用没收或赎买的办法,而必须在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帮助和支持下,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依靠农民自己解放自己,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打开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最后一副枷锁,跳出小农经济的小天地,相互联合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

  我国农业合作化在党的积极领导下,采取了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树立贫农和新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巩固地联合中农的阶级路线。同时,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农民的觉悟程度相适应,又确定了逐步前进的方针:第一步,组成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成高级生产合作社。

  互助组的生产资料仍然归个体农民所有,生产什么东西仍然由每户农户决定。但是,互助组已经冲破了小农经济的小天地——在主要农活上进行集体劳动。互助组的劳动力,比原来分散劳动的劳动力,并没有增加多少。可是,一条牛也是放,十条牛也是放;一人搬不动,二人抬得动。集体劳动产生出来的力量,要比单干大得多。社会主义在互助组内萌芽了,互助组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不过,由于互助组仍由每户农户各自当家,没有生产决定权,常常是公要饺子婆要面,各打各的锣鼓,和集体劳动发生矛盾。为了解决分散经营同集体劳动的矛盾,就必须在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把互助组改造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虽属农民所有,但不再由个体农户当家,而是由合作社当家。初级社可以统一使用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初级社的产品分配,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一部分实行土地分红。千锤打鼓,一锤定音。合作社统一当家,就不会各打各的锣鼓,解决了分散经营和集体劳动的矛盾。初级社比互助组又进了一步,已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因而就比互助组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土地私有,开沟渠、修水利等等,还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土地分红制度,又使土地多的人多得,土地少的人少得,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合作社当家和集体干活是公,生产资料归个体所有是私,它们当然要发生矛盾,影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集体经营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就必须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变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把原来私有的土地转归集体所有,把原来私有的耕畜和大农具折价归公;但社员自己还保留着少量的自留地及家禽、家畜、小农具等。在产品分配上,取消了土地分红,完全实行按劳分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高级社里,个体农民私有制的穷根拔起来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富根栽下去了。高级社解决了集体经营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社员的干劲更大了,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进一步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因而生产也就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说明了在自愿互利的政策下,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是改造小农经济、拔掉农民私有制穷根的最好的方法。这种方法适合农民的觉悟水平,可以使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得到好处,并逐步把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习惯改变过来。这种方法,走一步,打一桩,避免了由于脚步太大、立足不稳而可能摔跤的问题。这种方法,并没有拖长改造时间,相反地,改造却进行得很快。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底,也就是在全国土改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八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随着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干劲冲天,农村中以办水利为中心,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局面。广大农民看到要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产生出来了。农村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公社内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范围不大,看得到、摸得着、算得出,便于组织生产,便于管理,便于群众监督。这样既可以把过去的好的东西保存下来,又便于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组织必要的协作,便于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总之,农村人民公社的产生,对生产的发展大有好处。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是我国集体所有制的发展。

  改造手工业个体所有制

  我国在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经济的时候,也对手工业个体所有制经济进行了改造。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业供应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用品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业供应的。不过,手工业经济和小农经济一样,生产分散、落后,时刻在向穷富两头分化。只有把手工业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才能使手工业劳动者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充分发挥手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对手工业的改造,也是通过合作化道路,一步一步实现的。首先是组织手工业供销小组和供销合作社,然后再发展成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归集体公有,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动下,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大部分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有一小部分适宜于个体经营的手工业,仍然保留个体所有制。还有一小部分适宜于国家经营的手工业,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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