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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九卷 玉宇澄清 第6章

东方直心 · 2022-08-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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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

  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66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由《解放军报》编印、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8月21日,毛泽东在薄一波来信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泽东 1966年8月21日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与会者们的发言中,毛泽东插话说:

  “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啦?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

  有人说,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毛泽东说:

  “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8月21日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十六条》。毛泽东对李雪峰说:

  “直到8月22日,少奇还对我的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缺乏认识,认为他推行那条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错误。他说他在这些问题上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我一直让他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觉悟上不去。你是怎样认为呢?”

  李雪峰说:

  “反革命也会讲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4个月再说。过去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司令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毅元帅的三儿子、八中高三学生陈小鲁。

  “西纠”的成员之一、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曾谱写了一首《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此后在8月27日至9月4日北京举办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期间,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向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给他出主意说:

  “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

  他还说:

  “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

  于是,国际兵乓球邀请赛警卫处就把“西纠”的成员们请来维持秩序。

  后来在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出版了第2期,内中有一篇文章,题目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章中说: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再说8月28日,全国各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毛泽东召见刚到《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唐平铸、胡痴谈话,他说:

  “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针对北京大中学校部分学生开始到各地进行大串联的新情况,毛泽东说: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谈到外地学生也来到北京,毛泽东说: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谈到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

  “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脱逃。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红卫兵揪斗工作组成员及造反派与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之间的对立问题。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会上,我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注)老红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的事都具体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中央肯定没有这布置过。谢富治也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说:

  “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什么都好了。”

  毛泽东说:

  “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6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李富春说:对中央8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10条意见。毛泽东说:

  “1条也不要。何必10条?来一个放任自流。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

  毛泽东还说:

  “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毛泽东的话:“要文斗, 不要武斗”。

  后来,这篇社论就发表在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8月30日,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奉周恩来之命,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给学生们做工作。他说: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账、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8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打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8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因陈伯达在8月下旬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不能主持文革小组的工作,于是就发出了《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通知中说: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此时,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都是企图和林彪联系的人,林彪也不同程度地要和他们建立关系。这些都被江青识破了。于是,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条纪律,她说:

  “小组内部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传到外面去。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好人也不能对他们透露里面研究的问题。路线斗争很复杂,现在的好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同志们所料不及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后来,林彪对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

  毛泽东觉得林彪说得有道理,就对江青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内容不能对周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彪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起因。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9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待红卫兵走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新北大红卫兵”在29日晚抄了我的家,并带走了一批书籍及信件。“以钊荒毫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请公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批示道: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8月31日晨,周恩来办公室给章士钊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总理还指示说,从今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章老家里值班。”

  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其他的人员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周恩来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写的还有:“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副(政协副主席)、国副(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月31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2次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江青主持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这天下午5时40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泽东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记载了这一天的盛况,她是这样写的:

  “清晨6点钟,红卫兵们已经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形成了一片绿海。随着一阵由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奏响了,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毛主席!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红卫兵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前,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

  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地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他们高喊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流下来,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微笑。

  后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消失了。正在人们朝着城楼张望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着敞篷车,正徐徐向红卫兵们驶来。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他立在敞篷车上,像一座雕像,是那样的高大。毛泽东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致意,还不时地和前排的红卫兵握手。随着毛泽东手掌的挥舞,红卫兵们感觉有千万道阳光向他们洒过来,洒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渗透在他们的心里。”

  关于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的情形,武汉测绘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接待站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傍晚时分,天安门上响起了《东方红》,大家都兴奋起来了,毛主席要来了!没多久,杨成武乘敞篷车从通道里走了一圈又回到天安门。不多时毛主席要检阅红卫兵了。毛主席乘敞篷车,左右两边站着贺龙和杨成武。领袖们都穿军装,毛主席臂戴红卫兵袖章,贺龙和杨成武都戴着红卫兵纠察袖章。周总理乘敞篷车在毛主席前边开路,林彪紧跟着毛主席,刘少奇等也乘敞篷车跟在后面。全场沸腾了,人们跳跃着,欢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汇成了震天巨浪。

  起伏的人潮恰似稻菽千重浪,8排解放军难抵似潮涌力,只听到广播里喊:红卫兵小将们,你们不是要保卫毛主席吗?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大家都想往前看毛主席,听到喊声,又很担心会挤到毛主席,大家都使劲向背着毛主席的方向抵抗,怎奈这排山的力量抑制不住,毛主席的车子终难通过,没能检阅完就转回去了。接下来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佩带着红领巾、红袖章,红光满面,摇动着手臂,和一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见面。这些朝思暮想要见毛主席的人们,见到了毛主席,个个热泪盈眶,跳着喊着,嗓子喊哑了,手都拍麻了,只觉得是无限幸福,别的什么都忘了。”

  这天下午6点40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宣布大会开始。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

  此前,在林彪的讲话稿定稿时,康生翻了几本外文词典,认为“导师”最重要,应放在第一位,林彪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四个伟大”就这样定型了。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毅,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习惯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亲切握手,又挽起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然后拉着陈毅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他说:

  “陈老总,最近怎么样?”

  陈毅不安地说:

  “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过你两次。我……”

  “哎!”毛泽东不等陈毅说完,摆了摆手说:“你就是第3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坚定地说:

  “请主席放心,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毛泽东点点头,满意地笑了。陈毅又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吸着烟,高兴地说:

  “好嘛!”

  自从江青这次主持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群众写给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了,她不得不在办公室设置了一个由戚本禹直接领导的专门处理群众来信的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前,江青除了私人信件外,没人给她写信,她也没有专职秘书。从“文革”开始以后,她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开始给她写信,一般每天有几十封,她也就自行处理了。从8月31日以后开始,群众的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这样,江青才不得不成立了这个处理信件小组,由阎长贵任组长,每天挑选一些重要信件,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她审阅,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转给了有关部门处理。

  1966年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毛泽东

  9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要求他们尊重和保护宋庆龄,不允许有人冲击宋庆龄的住宅。周恩来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3人姐妹3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劝阻。”

  也就在9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指示解放军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9月3日,毛泽东在傅连璋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毛泽东 1966年9月3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从9月6日起,红卫兵们举着红旗,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肩挎绿军包,身背背包,手持语录本,开始徒步“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展了全国“大串连”,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了各个行业。

  9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首都三司”。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指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笔者注)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1966年9月7日

  9月8日,由4名美国人写的一张大字报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只见大字报上写道:

  为什么在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专家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对外国人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样的“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生活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使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口头上说说。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孩子成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弟兄隔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待遇。我们认为,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强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我们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弟兄对待我们,而绝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鼓励我们紧密的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阳早  史克  寒春  汤反帝 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大字报中署名为“寒春”者,是著名国际友人韩丁的妹妹,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农牧业研究。阳早是寒春的丈夫,和韩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随韩丁到延安投身中国革命。史克乃韩丁的前妻。汤反帝即汤姆森,后来回了美国。

  毛泽东看了这张大字报,很是高兴,立即提笔在上面批道: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9月8日

  9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陈毅送来的一封署名为“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的来信。“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道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

  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1966年8月30日 维也纳

  陈毅在这封信上的批语是:

  请主席审查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

  陈毅 1966年9月9日

  毛泽东看罢,当即提笔批示道: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1966年9月9日

  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做出了一个决定,经毛泽东核准,发往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决定中规定:

  1、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对学生。

  2、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认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3、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4、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9月13日晚,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卧病3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14)或后天(15)上午10时或下午5时,在天安门开70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9月1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李富春以中共中央名义主持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上作了批示。

  这两个文件是在9月8日制定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批示道:

  “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找贺龙谈话,他先把吴法宪的揭发信拿给贺龙看。

  原来,林彪认为贺龙是他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要整贺龙。他指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毛泽东写信告状,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要篡党夺权”。还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

  据吴法宪在几十年后回忆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再说贺龙指着吴法宪的揭发信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3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问毛泽东:

  “那我去找吴法宪谈一下吧?”

  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4日晚,毛泽东在刘少奇呈报的检讨草稿《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情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第3次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小将,大会由康生主持。

  毛泽东第3次接见红卫兵,仍沿用第2次接见的方法。

  下午5时15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6时许,康生宣布大会开始。

  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尔后,毛泽东开始检阅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

  9月16日,康生看了刘少奇所写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及毛泽东的批示,立即就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在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绝密信件。立时牵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61人大叛徒案。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这就叫:借石打鸟,鸟飞蛋打;见招拆招,一剑封喉。

  9月19日,毛泽东召见了贺龙,就吴法宪揭发他那封信一事,告诉贺龙说:

  “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可是没多久,林彪一伙又煽动人到处张贴“打倒贺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抄了贺龙的家。

  有一次,林彪当面对贺龙说: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根本不买林彪的账,回敬道:

  “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周恩来为保护贺龙,把他转移到京西山区一个秘密地方居住,让贺龙在这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

  9月25日,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呢?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40年的革命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最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966年10月1日,150万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毛泽东第4次接见红卫兵代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历史学家范文澜、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张治中、李宗仁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张治中、李宗仁被安排在毛泽东右边的位置上;李宗仁与毛泽东仅隔着两个人。

  前文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张治中、李宗仁等人受到冲击,专门指示周恩来将他们保护起来;李宗仁则送到解放军一家医院里疗养。

  且说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尔后,毛泽东开始检阅红卫兵队伍。

  毛泽东和张治中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走到张治中身边,与张治中握手寒暄,又问道:

  “红卫兵到你家去了没有?”

  张治中说:

  “去了。”

  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不到两小时,一群红卫兵就到了他家里,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的不知搜寻什么。张治中质问领头的红卫兵:

  “你们凭什么来抄家?”

  那个红卫兵头目气势汹汹地反问道:

  “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拦?”

  张治中也没好气地回答:

  “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好了。”

  那人一听此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说:

  “你等着瞧。”

  他马上带着人撤走了,一连好久再没见什么动静。后来,张治中才知道,是毛泽东让周恩来采取了保护民主人士的措施;周恩来还让民主人士家里的工作人员,也戴上红卫兵袖章,以防来人滋事。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叙述,惊讶地说:

  “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吗?”

  张治中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很高兴。

  毛泽东又走到阿沛·阿旺晋美跟前,与他握手问好。阿沛·阿旺晋美是由周恩来于9月29日派飞机接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毛泽东打量着阿沛·阿旺晋美,又问道:

  “你的身体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身边没有带翻译,他还听不大懂汉语。所以,就未能和毛泽东过多交谈。

  尔后,毛泽东向李宗仁走过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道:

  “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说着,手挽李宗仁请他到休息室喝茶。到了休息室,毛泽东按着李宗仁的肩膀坐在沙发的上位,李宗仁推辞说:

  “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

  “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秘书尹冰彦。现将尹冰彦的记述抄录如下,谨供读者诸君参考:

  “坐下之后,毛主席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主席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谈谈。

  李宗仁很谦虚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汉重镇和南京,由于革命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宗仁对鲍罗廷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做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宗仁作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继续检阅红卫兵队伍。几位记者走了上来,毛泽东紧紧握着李宗仁的手,让摄影师拍照留念。

  尔后,毛泽东向站在城楼东头的范文澜走去,握着范文澜的手大声说:

  “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

  7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毛泽东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泽东,毛泽东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林彪下车高喊:

  “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

  无论林彪怎样喊都不管用,要看毛泽东的人洪水般地拥过来了,毛泽东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就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焰火晚会开始后,毛泽东边看烟火边指着广场上的学生,对在他身边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做对。”

  焰火晚会结束后,天已经很晚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大部分都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成员们。毛泽东对大家说: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最后一句话,使大家吃了一惊。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66年8月29日美国人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在北京写出的一张大字报,强烈地反对像他们一样在中国的革命者享有“五无二有”的特殊待遇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1966年8月30日维也纳奥地利《红旗》派同志来信赞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评中国“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毛泽东相关的两个批示,很值得一读。那些外国人有这么高的政治水平和革命觉悟,不是要比中共内部那些老的、新一代的权贵们更值得赞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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