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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视野下的“评法批儒”运动研究

陈闯 · 2022-08-04 · 来源:永恒火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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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评法批儒运动被视为对学术的破坏,其大部分成果被视为是影射史学与一时之作。但实际上,评法批儒既与作为政治运动的批林批孔密切配合,又上接自章太炎等人而起的对法家思想之重估,有着清晰而深远的学术源流。

  编者按:一般而言,评法批儒运动被视为对学术的破坏,其大部分成果被视为是影射史学与一时之作。但实际上,评法批儒既与作为政治运动的批林批孔密切配合,又上接自章太炎等人而起的对法家思想之重估,有着清晰而深远的学术源流。在评儒批法的视角下,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史都有得到重估的可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也能够借此实现真正结合。但这样一场重要的政治—学术运动,却因为政治的变化而被打断了。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评法批儒的成果,或许能够取得反思中国革命成败的新观点。本文作者虽对这场运动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也肯定了这场运动的一些成果,因此我们加以转载,以飨读者。

学术史视野下的“评法批儒”运动研究

以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为中心

  摘要: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评法批儒”给学术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但因运动在传统文化领域内展开,故还蕴含着一个悖论性现象:古典学术的整理与研究以畸形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的展开和普及。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的学术活动正是这一悖论性现象的典型例证。校注组成员们在遵循古籍整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取得了一定的校勘及注释成果。《韩非子校注》也因此成为一本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周勋初在进行集体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了个人研究型著作《〈韩非子〉札记》。此书同校注组的学术副产物《韩非子索引》一样,背负了时代赋予的底色,体现了运动时期的“韩学”研究水平。

  陈闯,女,1990 年生,河南南阳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无须讳言,发生于20世纪 70 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给学术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显示出闹剧的色彩”。这场政治运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将斗争的场域设置在中国传统的知识、思想和政治脉络当中”,企图利用对儒法两家的取舍评判来“回应当时的政治危机”。换而言之,运动将传统的儒、法两家作为批判的武器,将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文化上的对立当作政治上的对立,并将现实政治的对立投射在文化上。如庞朴先生所言:“批儒评法既然是政治运动,它的目的就不在于学术本身;而运动既然以批儒评法为名,又难免不给学术造成影响”。一方面,这种影响更多是灾难性的,如滥用“影射史学” 导致的史学研究学术规范“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等等 ;另一方面,儒、法两家的文献典籍本身并非专门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所能理解,由此众多文、史、哲相关领域的学者被召集至各种名目的“三结合”注释团体内,对当时“钦定的”法家著作进行注释,以使艰深晦涩的文言字词变得通俗易懂,便于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这就使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特殊时期得到了非常态的、畸形的延续。具体而言,首先,不论是“评法”还是“批儒”,都需研究者们先了解两家的思想,而后才能进行;其次,校注组成员在注释古籍时,基本遵循了古籍注释、研究的一般规律,一批学术青年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文献学训练。也就是说,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古典学术的整理与研究以特殊的、畸形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开和普及。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以下简称校注组)的工作便是古典学术在这一时期畸形发展的典型例证。本文即以校注组的注释、整理、研究工作为例,对这一悖论性现象进行探讨。

  1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行迹

  校注组成立于 1974 年夏,由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教师、学生以及一些工人等组成,“全部成员八十人,分成七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十人左右,内有教师两名”,实行的是大兵团作战模式,任务是注释《韩非子》运动中许多有较深学术积淀的年富力强的学者被吸收进革命的阵营“充当主力”。如对“韩学”素有研究的周钟灵教授和“出身不好,无党无派”的周勋初 ,即被选为学术“顾问”。所谓“顾问”,实际地位并不高,只是“身处下层之下的一个具体工作人员”。其他教师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据周勋初回忆,参与注释的教师们对“策划‘评法批儒’的那些政客们的险恶用心和荒诞行为深恶痛绝”;但具体到注释《韩非子》这一政治任务,他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韩非是标准的法家”,若能在工作中对其学理进行阐发,只要尺度把握得当,也不失为一部正规的学术著作 。也就是说,学者在运动中迫于政治压力表示“顺随”,却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做研究工作。校注组在“顾问”等的指导下开展注释工作,又在工农兵学员的努力下完成向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征求意见的任务。在注释的过程中,校注组成员发现了一些此前“韩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如王焕镳《韩非子选》一书存在改字、改句等与“传统校雠之学相左”的做法,他们便借外出征求意见之机向其当面请教。王焕镳认为,“古书原来是文从字顺的,如今文字不通顺,说明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差错”,现在理应改顺,“恢复其原貌”。校注组对王焕镳的校勘理念颇不认同,这从侧面体现了他们的校勘学素养及对古籍整理规范的尊重。

  后期,编写队伍进行整合,中文系洪诚、历史系刘毓璜等任教多年的教师的加入,整体上提升了校注组的学术实力。其中,“刘毓璜先生负责历史方面的问题,周钟灵先生负责标点和分段,洪诚先生负责训诂”,各依其能,各尽其责 。在校注方式上,校注组采用三结合的方式,集体逐篇逐句地推敲,各抒己见,达成共识后再改动,作风相对比较民主。随着对《韩非子》研究的深入,校注组成员发现了梁启雄《韩子浅解》中的一些错误及释义不合原文的部分,学术水准有了较大的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对《韩非子》文本及思想理解的加深,大家“深感韩非此书贴近现实太近”,读时常感毛骨悚然,如《二柄》篇“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句,《五蠹》篇“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句,等等。这些文本使大家“对中国历史和当前现实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因此,在形势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校注组决定搁置出版事宜,以免被人视为借古讽今而惹出祸端。

  “文革”结束后,校注组集体决定将原稿修改后出版,一方面“清除‘四人帮’的余毒”,“将此书改写成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广求善本并增加校勘部分,使作品取信于人,这也是书稿修改的中心任务 。校勘部分由周勋初独立承担,他广巡十种左右的善本,与“乾道本”底本进行对校,制成“校勘记”。相比于之后善本书难得一见的情况来说,此时的条件不可谓不优越。全书 1978 年已近完成,定名为《韩非子校注》,1982 年出版,印数为 13600 册。此书遵循了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注释雅俗共赏,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因此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又出版了修订本 。两次出版均署名为“《韩非子》校注组”,此种署名方式保留了历史的原貌,使人一看便知此书是在“评法批儒”的影响下而成,是学者们在特殊的疯狂年代留下的学术成果。一些“韩学”研究者将此书视为八十年代的学术成果,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

  2《韩非子校注》校勘的成就

  校勘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具体而言,“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的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因此,校注组校注《韩非子》的首要工作便是从众多的版本中选择好的版本作为底本。从《韩非子校注》一书的“凡例”中可以看出,校注组选择了流传最广的乾道本,即吴鼒影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作为底本。此本是“韩学”研究中公认的善本,也是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韩非子》的底本,历代的“韩学”研究者们如王先慎、陈奇猷等皆以此本为底本 。又“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因此,南京大学校注组在底本确定后,便选取善本对底本进行对校。据《韩非子校注·凡例》可知,校注组据以对校的版本主要有八种:

  1.清黄丕烈校影宋抄本《韩非子》(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据以影印,即四部丛刊本)

  2.明正统年刻《道藏》本《韩非子》(简称道藏本,1925 年涵芬楼曾据以影印)

  3.明正德年刻《韩非子》(简称正德本)

  4.明嘉靖四十年张鼎文刻《韩非子》(简称张鼎文本,清代校雠学者常称之为张本)

  5.明万历六年刻《韩子迂评》本(简称迂评本)

  6.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韩非子》(简称赵用贤本,清代校雠学者又称之为今本)

  7.明万历年刻张榜《韩非子纂》本(简称张榜本)

  8.明刻本凌瀛初订注《韩非子》(简称凌瀛初本)

  由此可见,校注组选取的对校善本涵盖了世传《韩非子》的三大版本系统:乾道本系统、缺刻本系统及全刻本系统。其中,黄丕烈校影宋抄本和四部丛刊本皆源于清初钱曾述古堂影抄本,此本同为南宋黄三八郎刻本的影抄本,属乾道本系统;而道藏本、正德本、张鼎文本、迂评初刻本均属缺刻本系统;赵用贤本则为全刻本系统,张榜本、凌瀛初本实分别为赵本之删节本、节选本。这些版本的选择体现了校注组深厚的版本鉴别功力。周勋初即发现许多“韩学”研究者将迂评初刻本、重刻本与赵用贤本混淆的问题。他认为,迂评初刻本属五十三篇缺刻本,而赵用贤本是足本。赵本出现后,迂评本又据赵本进行了补足,即迂评重校本 。校注组选取了校勘价值更高的迂评初刻本,显示了校注组扎实的版本分辨能力。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校注组在校勘善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首先对乾道本系统善本重视不足。校注组所选的四部丛刊本虽据黄校本而来,但并非完全一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四部丛刊本时未用朱墨两色套印,因此无法区分述古堂影抄本原来的文字和黄丕烈朱校之文字。校注组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 ,但在校勘时却仍以四部丛刊本代替黄丕烈影校本。且据笔者统计,《校注》一书的校勘记中没有据黄校本校勘的记录,甚至全书也仅有二十条校勘记是据四部丛刊本所得。可见校注组对这两个本子的利用程度不够。此外,李书年的藏书还被张敦仁借去影抄了一份,因没有刊刻,故流传不广,但此本并未失传。有研究者以黄校本书末所附的七叶样张文字与吴鼒本、张敦仁影抄本对勘,发现“吴鼒影刻本改动者达十八处之多,张敦仁影抄本仅两处点划有出入,可见张敦仁影抄本态度郑重,照录原书,甚得宋本之真”。但可惜的是,校注组在校勘时并没有利用此本。

  其次,明代尤其万历以后之人好以己意篡改古书,“动辄失其本来”,导致许多本子不可靠 。凌瀛初本便有此问题,此本“往往追求文从字顺而轻易改字”,“很不严谨”。另外,一些本子多次翻刻后错版、烂板严重,与初刻本的面貌已不一致。这便要求校勘者甄别版本,重视初刻本的价值。但校注组选取的正德本、张榜本、凌瀛初本及张鼎文本,均非校勘价值较高的初刻本。尤其是张榜本的选取,有研究者认为周勋初实将武光赐翻刻的《管韩合纂》误视为了珍本 。这均是校注组版本选取的不足之处。尽管在版本的选取上存在上述不足,但从整体上来说,校注组以乾道本为底本,汇校众本并参校先秦典籍及类书等,充分吸收了历代校雠学者的成果,取得了丰富的校勘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校注组尊重版本,“凡能用版本为据的,都用版本确定,并详列各种版本根据”;对版本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参校他书,总汇众说,取其中最合理的一种说法作根据,最终确保了《韩非子》文本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校注组综合运用现代校勘学的基本方法,校订出了乾道本《韩非子》文字的讹、脱、衍、倒等现象,并对这些错误加以改正,取得了丰富的校释成果。

  现代校勘学的基本方法最早由陈垣先生总结而出,即著名的“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后来的研究者或将校勘方法分为死校法和活校法 ,或分为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综合考证法 ,实际上都是“校法四例”的简化或变通。校注组大致遵循了陈垣的“校法四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工作的学术性。

  具体而言,对校法是校注组运用最多的方法。陈垣认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校注组将此方法进行了简化:遇到乾道本与其他校本的不同之处,若采用乾道本文字,则不列校勘记;若采用其他校本的文字,则在校勘记中列出乾道本的原文和校勘的依据。这样读者便能够知晓乾道本的面貌,同时对别的版本有一大致了解。如《存韩篇》有“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一句,其中“间”字乾道本作“闻”,校注组据迂评本将此字改为“间”,释义为“空隙,钻空子”,并将整句话理解为“秦国出兵攻韩而使合纵的国家钻了空子,后悔也来不及了”,较为合理。另《孤愤篇》有“处势卑贱,无党孤特”一句,“势”字乾道本作“世”,校注组据乾道本、正德本、张鼎文本等将此字改为“势”。又《解老篇》有“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句,其中乾道本“而”下有“天”,校注组据道藏本、正德本、张鼎文本、迂评本、赵用贤本、凌瀛初本将此字删去,使上下文意更为通畅。

  其次,他校法的运用。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如《外储说右上篇》中有“夫驯乌者断其下翎焉。断其下翎,则必侍人而食,焉得不驯乎?”乾道本两个“翎”字均作“颔”。而“翎”一般指翅膀和尾巴上长而硬的羽毛,“颔”指下巴颏,因此“断颏”显然在句意上不通顺。校注组改二字为“翎”,其中第一个“翎”是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引文而改 ,即为他校法之运用;第二个“颔”字据上下文语境将其改为“翎字,是为理校法之运用,下文将详述此法,兹不赘述;在此基础上将整句话理解为“驯养乌鸦的人剪断它的翅膀和尾巴下边的羽毛。剪断了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乌鸦就必须靠人给它吃东西,怎能不驯服呢?” 较之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将第一个“翎”改为“颔”,并将“焉断其下翎”五字删掉为好 ,校注组的校对结果显然更为合理。

  复次,本校法的运用。此法即以书中的前后篇章进行互证,“抉摘其异同”,进而“知其中之谬误”。《难四篇》中有“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句,乾道本此句无“专”字,而“专”在此是“专权”之意,无此字则句意不通。又《内储说上七术》中也有此句,且有“专”字,校注组据此补《难四篇》“专”字;又《难四篇》有“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乎’”句,乾道本此句无“见”字,句意不通。而《内储说上七术》篇中有此句,故校注组运用本校法将《难四篇》中之阙文用《内储说上七术》篇之文字补足 。此为本校法之运用。

  最后,理校法的运用。关于此法,胡适极不推崇,认为“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向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极易倒因为果,迷误后学”。但陈垣先生认为,如“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不得不用此法,且此法在运用时“须通识为之”,若“以不误为误”,则“纠纷愈甚矣”。也就是说,理校法并非不能用,只是运用时需慎之又慎,“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校注组对此法的运用较为慎重。如《韩非子·喻老篇》有“处弱小而重自卑损,谓‘弱胜强’也”句。其中,“乾道本‘损谓’作‘谓损’”;校注组根据文意,将“损谓”二字颠倒过来,并将“损”字断在上句,“谓”字断在下句;进而将整句释义为“处在弱小地位而能注意自觉地谦卑克制,这就叫‘弱能胜强’”。另《韩非子·问辩篇》中有“故有常,则羿、逄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一句。乾道本无第一个“中”字,此字为校注组据下半句句式所补,补后前后句中“以……为巧”与“以……为拙”相对,“中五寸的”与“中秋毫”相对;进而将整句话释义为“所以有固定的目标,羿和逄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高明的了;没有固定的目标,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水平低下”。如此,则文意更为通畅明了。

  当然,《校注》一书的校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即源于《校注》将《韩非子》的文字由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并将文中的异体字改为常用字、简化字。此举纵能使《校注》通俗明了,方便普通读者,却导致《校注》中正文与乾道本相差甚远,更造成了一些新的版本问题。究其原因,实为处于写作为了工农兵、人民大众的时代中,校注组致力于写出科学性和通俗性相结合的著作,力求同时满足专业工作者和一般读者的需要。因此,时代背景是定位《校注》一书不可忽视的因素。

  此外,《校注》还存在参校他人注释但并未指明的问题。如《难一篇》中有“是故四封之内,执禽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句,乾道本“禽”作“会”。校注组于校勘记中记其据《显学篇》中之“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一句,将《难一篇》之“会”改为“禽”字 。但细察前人研究可知,高亨于此已有论述。在《诸子新笺》一书中,高亨即认为:“会当作禽,形近而误。周礼春官:‘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庶人执鹜。工商执鸡。’此执禽之意。显学篇:‘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执禽而朝’四字与此同,即此会为禽误之明证。” 且陈奇猷在《韩非子集释》中也采用了高亨的这条注释 。高、陈二书同为《校注》的参考书目,故此处未注明,似有不妥。

  尽管《韩非子校注》一书存在上述不足之处,但整体而言,校注组在特殊的年代,克服重重困难,贡献了这一部通俗而不失严谨的学术著作,是极为可贵的。此书受到了其后“韩学”研究者们的认可。陈奇猷、张觉认为,在《韩非子》相关校释著作中“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韩非子校注》。作者校勘时利用了国内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善本,取舍比较慎重,凡有校改,必列出校记。注释虽也有不妥当的地方,但大多比较简明精确、深入浅出。所以,该书也可以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韩非子》读本”。廖强认为,此书“注释简要精确,不失为好的读本,现在许多的注本、译本都借用了该书的成果”。郑良树认为,20 世纪前八十年大陆和台湾所出版的《韩非子》注解方面的书,“全面性的注解一共出版了七部”,《韩非子校注》即是其中一部 。另外,《校注》因其校勘的严谨,屡被后来的研究者选为研究底本 。诸多“韩学”研究者对《韩非子校注》一书的认可,说明了此书在“韩学”史上的价值。

  3《札记》与《索引》对“韩学”研究的推进

  周勋初在参与集体编写《韩非子校注》的同时,还完成了一部个人研究型著作《〈韩非子〉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此书是周勋初在熟稔《韩非子》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中所涉及的版本目录、史实、思想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终形成 48 篇札记,结集成书 。有研究者认为,这 48 篇札记都是“有根据、有心得的学术论文”,体现了周勋初先生鲜明的治学特点。

  首先,最鲜明的学术特点即是打通文史哲,注重综合研究。如《札记》中的《〈亡征〉史实例证》一文,是周勋初将韩非在《亡征篇》中高度概括的亡国征兆中的大部分用史实加以补充,从而使其如《内储说》等篇一样,做到论点和例证相结合,以精彩的现实事例来证明韩非高度概括的历史经验。这是典型的史学方面的研究。另外,周勋初在《寓言漫谈》一文中详细分析在“先秦诸子都喜欢用博喻”的情况下,为何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不称荀况而举韩非”的原因。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应是韩非在《喻老》等文中用形象化的“喻”来解说《老子》中的深奥理论,而“‘内、外’《储说》的情况也是一样”。韩非借助“经”提出理论,并于“说”中用许多故事加以证明 。这又将作者作《〈亡征〉史实例证》一文的意义点了出来,使前后互相贯通。作者进一步认为,韩非用“喻”的手法与《庄子》有着实质的不同。韩非是运用现成事例来阐述理论,《庄子》中的故事却是“出自他本人的编写,并不是从生活中汲取来的”,这两种文学创作模式分别影响了后世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 。这又属于文论方面的阐发。总之,周勋初所坚持和强调的综合研究方法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以新的视角探讨哲学问题。在《“坚白”“无厚”综述》一文中,周勋初认为,“‘坚白’、‘无厚’,实际上是先秦名辩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题目”,且是先秦各个学派都在研究和运用的两种学说,不能仅归于名家。因此,他认为《问辩》篇中韩非认为“‘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只是代表了韩非“对整个名辩思潮的态度”,并非是对名家的一概否定 。《刑名之术的由来》一文梳理了申不害与黄老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又论述韩非的哲学思想实“远承黄老学派,近承申不害的学说”;顺此逻辑,周勋初在其后的《研究韩非哲学的一条新途径》一文中,即主张用稷下黄老学派的专门术语来解释《杨权》篇中“左右既立,开门而当”中的“左右”“开门”二词,角度十分新颖。他认为“左右”一词可以黄老术语理解为一对内容抽象、内涵丰富的对应的概念,具体在《杨权》篇中则指“一系列对应的政治措施,如刑德、文武……”;又“稷下黄老学派把耳目看作沟通外界的门户”,故“开门”可理解为“打开耳目来观察外界,倾听意见”。周勋初又从韩非与黄老学派的思想继承关系出发,强调研究韩非与《管子》的关系,进而用黄老学派的概念勾勒韩非学说发展的线索,避免了照字面意思解释的突兀或过度解释造成的迂曲 。

  第三,周勋初认为,那些用“正史”的记载来纠正韩非所记之历史事实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误将宋辟公与剔成认作父子,《竹书纪年》于此也有失误,周勋初根据《韩非子》各篇之记载,得出剔成即司城子罕的结论,而司城子罕实是弑宋桓公并夺其位之人,并非宋辟公之子 。周勋初认为,虽然“韩非写下的文章绝大部分的史料来源已经无法一一考索了”,但据《韩非子》正文可以推断他“阅读过‘百国春秋’,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因此应该用“它所记载的许多历史事件”来“补正现存史书之不足,呈示古代史学领域内的一些原始面貌”,而非相反 。

  《札记》还在版本校勘、文学、史学等方面对《韩非子》有着独到的阐释,对“韩学”研究颇有助益。但由于此书创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极具时代性的语言。如在《田常与宰予的斗争》一文中,作者有“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杀掉奴隶主贵族的世袭诸侯,当然会在政治舞台上激起巨大的政治波澜。旧秩序的维护者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如丧考妣”等充满了儒法斗争气息的判断 。尽管在“文革”后,周勋初已对《札记》进行了修改,但由于阶级斗争观念深入当时知识分子的骨髓中,仍很难做到与之截然决裂 。因此,要全面评价此书,便不能忽略成书的时代背景。

  此外,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还有一惠及学林的学术副产物——《韩非子索引》(以下简称“《索引》”)。1975 年冬,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教师和校外的几个同志,“深感像《韩非子》这样的著作还没有一部词语索引,确是一种缺憾”,于是便决心编制《索引》,“供多种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查检资料之用”。《索引》虽非《韩非子》校注组的任务,但其创作和《校注》同步——1976 年夏完成全部卡片,1977 年冬整理、审定词目,校核材料,1979 年春最终完成了全书的编排、誊抄及校对工作 。《索引》的主编之一周钟灵教授正是《韩非子校注》一书的学术顾问和重要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索引》“所用《韩非子》原文的校订,主要是由《韩非子校注》编写组的同志们完成的”。因此,《索引》一书可以看作是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的重要学术副产物。《韩非子索引》的出版,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 。

  事实上,中国学者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倡导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编写索引。胡适认识到“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消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因此将“索引”式的整理作为系统整理国学的第一步 。此后,何炳松、刘复、林语堂、袁同礼、万国鼎等人“纷纷撰文支持通过编制索引来整理传统典籍”,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索引运动”之萌芽 。而洪业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真正从理论方面发展了、从实践方面实施了现代化的索引编纂事业,在成立的二十余年间编出 64 种 81 册引得,在“中国研究古籍的学术上创立了新纪元”。因此,索引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治学之法,使研究者对古籍的运用步入了科学的时代。经此梳理,我们便能领会《索引》对《韩非子》研究的价值。

  《索引》整体上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进行检字的,即音序查字法。这是目前编纂现代汉语字典的一般做法,但据此编纂古籍索引却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如难以应对异读字、通假字、多音字等复杂情况。因此,有研究者倡导古籍据字形排序,以避开古籍中汉字读音复杂的困难。《索引》的编者们显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除据音排序外,《索引》还备有笔画检字和四角号码检字这两种方法以为辅助,也就是说,不管是据音还是据形都能在《索引》中查到,使用比较方便。且《索引》“以词为收列的最小单位”,改善了前人所编引得只重视专用名词的缺陷,并为此“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索引》的正文参照了韩非子校注组的成果,也就是说,该索引使用的是经校注组校改过的《韩非子》原文。而“《韩非子校注》对于原文的校定,虽大都可以,但也不免有失当之处”,因此在编纂时应特别注意那些在《校注》中被改动过的文字,为其作出索引,可惜的是,《索引》并未达到此要求 。尽管《索引》有着上述不足之处,但却是“韩学者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此书同周勋初的《札记》共同代表了“评法批儒”运动期间“韩学”的研究层次,具有学术上的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时以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为代表的众多“三结合”校注组或注释组“无心插柳”的学术成就与“评法批儒”运动开展的初衷无关。这更加提醒我们应关注到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对于学术的正常发展的重要性。

  《孔子研究》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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