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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共同创造生活”——新工人乐团19年

人民音乐 · 2021-09-28 · 来源: 人民音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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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打工,成为世界瞩目的流动人口大国。2002年5月1日,一群来自各地的打工青年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包括一支工人乐队。其创始人为孙恒(河南,主唱、吉他)、许多(浙江,主唱、吉他)和姜国良(辽宁,鼓手),后有人陆续加入,现为六人乐队。2019年1月1日乐队从艺术团独立出来,更名为“新工人乐团”。从“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乐团”至今已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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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新工人乐团参加央视《大地讲堂》节目录制

  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诞生于流动人口聚集地的一支流动工人乐队何以生存到现在?其社会意义和发展前景是什么?

  实际上这是一个音乐社会学的问题。根据彼得•约翰•马丁所言:“社会学观察的首要问题是:音乐在各种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s)之内的各种被使用的方式及使用结果。”①这篇文章不评论音乐本身,主要研究工人乐队的发展、创作、传播及其与工人农民社群的社会联系和互动关系,进而探讨如何在其联系和互动中形成意义。本研究的资料源自2007年以来乐团活动的人类学观察和相关论坛、研讨会、深度访谈的记录等。

  一

  乐团发展:从文艺“呐喊”到“共同创造生活”

  作为一支乐队或一个乐团,通常主要的活动是创作、排练、出版、演出及录制和传播,追求艺术成就、观众共鸣及相应的市场。但新工人乐团不同,他们组织起来不仅是为音乐,更是要“共同创造生活”②。音乐与“共同创造生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为此,他们携手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

  乐团成立的初衷,在于发现建筑工地工人、零工工人、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外来人口、大学里的保安厨师和服务人员以及家政工等群体特别需要文艺,于是力图打破“劳动者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文化”去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迷思,发出“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呼声。时任团长的孙恒意识到,“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种权利”③,体现了“为劳动者歌唱”正当性以及“用歌声为劳动者服务”的重要性,由此明确了乐团的使命。但很快,他们发现了“歌唱”的困境。孙恒回忆说:

  “最开始想法很简单,就是到工地唱唱歌,提高大家的权益意识。可是唱完了之后工友们围上来问我们,被拖欠工资怎么办,遇到工伤事故怎么办,也想读书学电脑……唱完什么事改变不了。中国是一个二元体制社会,当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之后就失去了一切社会关系。在老家我们有一个家,爸爸妈妈、同学老乡朋友这是一个社会支持体系。可我们来到城市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要在城市要成立一个家,就是一个社会支持体系。”④

  这个体系就是2002年成立的“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2006年,更名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友之家”)。从“农友”到“工友”,名称的变化显示出新工人乐团认同理念的变化,在城市打工,就应该与城市工人一样享有发展的权利和福利保障,不是“农友”,而是“新工人”。

  “工友之家”一直在探索打工群体的发展,有成功、有失败也有转型。2005年8月,新工人艺术团用第一张专辑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的7.5万元版税作为启动资金,在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下,自己动手盖起了一所“同心实验学校”,至2019年已有一万多名流动儿童在这里完成了义务教育。疫情之后,学校转型为拥有儿童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娱乐功能的“同心儿童友好空间”。

  2006年,“工友之家”发起创办了“同心互惠商店”,面向社会募捐及回收筹集闲置物资,在多个打工者生活社区进行义卖,以降低打工者的生活开支、发展移民社区的合作消费、促进社区参与、支持打工者群体自身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相关公益活动。除了社会企业,“工友之家”在2008年发起成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记录当代劳动者的文化历史变迁,倡导劳动价值。其他文化项目还包括: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新工人剧场、皮村工人文学小组等,这些努力使散乱的流动人口聚集地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并具有一定生产力的乡村的一部分,建造了服务于流动人口和村民的公共空间。2010年,“工友之家”在平谷乡村开辟了同心公社营地。现在乐团成员大都转移到同心公社营地任职,共同经营公社营地、音乐厅、生态农园和公社食堂,发展成一个“共同创造生活”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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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秋,新工人乐团在成都某社区举办大地民谣音乐会。

  19年来,乐团正是从这些亲身投入的探索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及对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反过来,音乐创作也反哺了并鼓舞了他们的探索,由此产生了新工人乐团不同于其他乐队的“生产性”:

  第一,与一般乐队相比,打工群体议题的直接性与鲜明的价值观构成了新工人乐团的底色,并逐渐成为乐团所有成员的共同理念,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不断生产新的价值观,如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劳动光荣、工人权利如流动人口的“老有所养,学有所上,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城乡融合等。

  第二,与左翼乐队⑤或乐手相比,新工人乐团不仅是“呐喊”,而是投身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试验,组织起来探索工人群体的发展道路,使自己成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由此超越了文化行动主义的“被看见”“文化再现”和“发声”,并使其社会实践成为工人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新工人”生产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践,并从中创新了工人文化。

  第三,与其他任何乐队相比,新工人乐团也生产了新的生活方式。乐团成员一直在一起生活生产。这种集体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对乐团的延续非常重要。

  总之,在商业化模式或流行音乐“制造”之外,新工人乐团努力寻找一种创新音乐文化及其生活的可能性。新工人乐团所创作的不仅是工人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社会变革本身。

  二、乐团创作与传播

  2002年以来,新工人乐团创作了百余首歌曲,先后出版了13张专辑,如《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为劳动者歌唱》(2007)、《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2009)、《红五月》(2017)、《从头越》(2019)以及单曲《吾乡》(2021)等。收录专辑的歌曲一共138首,其中乐团原创歌曲126首,占91%以上。从专辑名称和歌曲内容不难看出,“劳动”“劳动者赞歌”“打工”“尊严”“理想”“走南闯北”“家”和“回家”“故乡”“打工子弟”“战斗”“团结互助”等是其关键词,透露出长年漂泊在外的打工群体的心路历程,使新工人乐团确实被打上了“新工人”的烙印。

  这样的创作一直没有与流行文化的主流叙事合流。那么,这种文化自主性到底从何而来?究竟何种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新工人乐团三个主唱同时也是歌曲主创,另有鼓手也做歌曲创作。四个人均有打工经历且都热爱音乐,但从一般的音乐爱好过渡到创作具有鲜明工人立场的新工人音乐,大都经历了一个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主流教育“异化”的反思,促成了创作的转型。据主创之一许多介绍,曾经打工的经历并没有直接带来工人立场,更多的是与打工社群的疏离,自认要做一个摇滚青年。后来在为流动工人演出的过程中,在乐团的集体创作中,逐渐认同自己是个“劳动者”。他说,这种认同“脱胎换骨”了,使表达“有了根基,有了力量,有了向上的感觉”⑥。

  拨开“异化”的迷雾之后,乐团创作凸显“来自漂泊生活”“来自血和汗”的“真实”和“接地气”。乐团成员的个人打工经历及其相关的工友的生活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许多的《北京北京》、孙恒的《我从未将自己找到》《一个工友的伙食》以及姜国良的《未来时代》等音乐创作直接采集于工友们的诗歌。更多的歌曲来自工人的生活故事,如孙恒的《彪哥》《不朽的石头》《生命之歌》等,歌曲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鼓手姜国良创作了《皮村北路》,他们确实在皮村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路亮的《矿工兄弟》来源于他在矿下工作了12年的经历。看似是个人的生活片段,其实都在大流动的脉络里,反映了社会转型中的流动工人的境遇和期望。

  新工人乐团创作的内在动力是其文化自主性的生成。自2002年以来,他们通过集体学习讨论、举办公开的劳动文化论坛(三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四届)、和打工“春晚”(六届)研讨会等形式,结合各地工人文化发展实践,不断建构工人文化,形成了新工人乐团特有的文化底蕴。其核心文化观点形成于2009年1月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试图从工人立场定义“文化”“工人文化”“工人文化的作用”以及讨论“工人文化的发展战略”。孙恒说:“要打破对文化的迷信,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有一天你的手指因为工伤掉了,你表达出你的疼痛,这就是文化。我们团结得像兄弟姐妹一样,这也是文化。”⑦这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观点不谋而合,即文化是特定社群的生活方式。许多曾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剧本中写到文化的作用:“我们的文化,它像一把刀子,割破那些让人麻醉自卑的幻觉,时代已经变化,现实依旧残酷,我们必须自己做出准确的分析和表达。”其打工文化博物馆的口号“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是对工人文化作用的有力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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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新工人乐团在某工地演出时拍摄宣传照

  对一个乐团来说,音乐传播必不可少。乐团成立之初,主要的听众来自流动工人聚集区、建筑工地和大学。到2005年已有演出200场次观众累计达10万人的“战绩”,并在2005年获得了文化部“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民间文艺团体”奖。乐团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受邀参加了首届中国农民歌会(2008年)、中国农民艺术节(2010年),北京朝阳流行音乐周(2010年5月1日)和2011年地坛庙会等重要演出活动。新工人乐团“声名鹊起”之后,引发大众媒介报道,亦有机会受邀在电视台以及商业市场上演出。不少主流媒体都曾对其文化事件做过正面报道。但是,在与媒介长期合作中,新工人乐团也遇到了“发声困难”问题,不是“原音重现”,而是被“他者化”地“再现”,是一种“被文化”。这与新工人乐团的文化自主性是相冲突的。

  新工人乐团采用三种模式来应对被“建构”的挑战,以努力保持乐团的本色。

  第一种,相互嵌入。在多数情况下,主流媒介的报道框架与新工人乐团的工人文化框架是基本一致的,嵌入非常容易。如2020年7月14日新工人乐团在央视七频道《大地讲堂》录制了演出视频,8月9日以《重新认识中国农民工》为题播出,实际上是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山教授关于乡村振兴的演讲。对如何乡村振兴,如何看待“农民工”等问题,演讲人、乐团、电视台的看法比较一致。后续央视频的系列采访和陆续播出,积极鼓励新工人乐团发声。

  第二种,拒绝嵌入边缘化打工群体的“主流”或“商业”。新工人乐团在运作市场时会碰到签约的问题。他们通常选择签唱片约而拒绝演艺约,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乐队的夏天”番外篇曾邀请他们做节目,但前提是要更改“新工人”的名字,他们果断拒绝。

  第三种模式是自己创造或开发主场。2008年10月至12月,在打工者聚居区皮村,工人们利用以前日本剧团演出时留下的一个旧帐篷,共同搭建起一个可容纳两百多位观众的“新工人剧场”。剧场非常简陋,但可以成为工人们自己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自己搭建的舞台上,“工友之家”开创了工人们自己的“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劳动文化论坛、戏剧工作坊、民谣专场演出等。自2017年,新工人乐团又开辟了新的主场,即助力乡村振兴的大地民谣全国巡演。如2018年巡演历时41天,自驾车经过北京、河南、陕西、四川、贵州重庆、广西、湖南、湖北,行程10151公里,沿途举办大地民谣音乐会共计22场次,直接参与观众一万两千余人次。新工人乐团开始融入“乡村振兴”,在这里寻找歌唱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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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人乐团 张楚《吾乡》点击图片看视频,或者点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odm6D8-Pei29NAZrhF96g

  三、“从头越”——意义及乐团发展的新想象

  作为一种传播交流媒介,“音乐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写工友的生活伴随着对社会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一个站立起来的过程”⑧。许多的这种“从流水线上(或工地)站立起来的过程”是对文化赋权的最好解释。

  在社会转型中,新工人乐团通过音乐媒介寻找并确认自己的身份。这种确认增加了新工人乐团的归属感,同时也增加了其所服务的人群,即那些流动在外正在经历着社会动荡和“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的打工人群的归属感。音乐社会学学者已经指出,“音乐在社会关系的确立与个人身份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⑨。“人们可以在一个确立、保持独特自我与身份的过程中,主动地使用音乐,由此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及对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⑩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听众的“审美鉴赏,归根结底不是一个解码的问题,而是一个‘族群共识’(ethical agreement)的问题”?,这些共识不可避免地包含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成为(或努力成为)从属于某种群体的某种类型的人,如认同打工群体及所有劳动者等,更重要的是,默认这个群体是有价值的社会存在。

  除了赋权和认同的作用,新工人乐团的存在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一,打破沉默,使流动工人生活经验在社会中“可见”进而成为一种“自然化”的常见,使工人的力量成为社会正面的经验,新工人乐团在此重申了“可见性”的权力。

  第二,新工人的音乐创作与传播也是工人文化建设的过程,它可帮助漂泊中的新工人群体在社会中定位,从而获得自信、团结和力量。

  近年来,新工人乐团将自己的未来想象为一种社会企业。实际上他们已将乐团当作社会企业来运作了。许多说:“乐团通常两条路,一条是被商业公司收编,另一条是独立乐队去live演出,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是“与社会需求结合发展一个社会企业,不排斥商业,但不被商业裹挟,以保持乐团的独立性”?。应该说明,社会企业是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脆弱群体的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发展成这样的企业与乐团的使命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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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新工人乐团在某废弃的会议中心拍摄宣传照

  2019年,新工人乐团出版了新的专辑《从头越》。在他们看来,“从头越”是一种不停地反思和想象,也是不断实践探索的勇气。一边“共同创作生活”,一边进行音乐创作,不会将自己固定在劳动分工给定的位置上,在不同的身份转换中去寻找创作的空间。不是乐团成员一定要认同为工人或农民,也不是要听众去认同乐团的“新工人”或“新农人”,而是要形成新的“我们”——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变革力量。

  如同许多在《冬天里的游击队员》所唱的:

  “在山川,我们自由地舞蹈,相遇的余生已是一场喜悦的青春。左冲右突奔波在这人世间,背后那野火它烧呀烧不尽,人生苍茫春风一吹便又生,一边绝望一边炙热地生活……”。

  注释

  ①[英]彼得•约翰•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柯杨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引自乐团鼓手姜国良,2021年4月21日,北京平谷同心公社营地。

  ③卜卫、孙恒《人权、文化权利与中国流动工人的文化实践》,参见中国人权研究会编《人权与发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第94-100页。

  ④引自孙恒,“新工人艺术团:创作与实践”,2013年4月2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第23期青年文艺论坛发言。

  ⑤“左翼”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及意义。本文中“左翼乐队”泛指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乐队。

  ⑥引自许多访谈,2008年10月20-21日,浙江金华,首届国际媒介与儿童文化高峰论坛期间。

  ⑦引自孙恒,2009年1月2日劳动文化论坛,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

  ⑧引自许多访谈,2021年2月21日,北京平谷同心公社营地。

  ⑨同1,第72页。

  ⑩同1,第75页。

  ?同1,第31页。

  ?引自许多访谈,2021年2月21日,北京平谷区同心公社营地。

  ?引自孙恒访谈,2021年2月18日,北京平谷区同心公社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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