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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拉美文学与纳粹德国

张伟劼 · 2022-01-10 · 来源: 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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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并非面临灭绝的危机,而独有其优势:尽管在娱乐的功能方面已经比不过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尽管在认知的功能方面已经比不过科学研究和新闻媒体,小说仍拥有行动的自由,可以凭借其混杂多元的性质进行思考、批判和研究,既能传递知识、探索世界,又能质疑现实并改造现实,这是小说从塞万提斯开始就拥有的特质。

  1996年,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出版了一本看似荒诞的《美洲纳粹文学》(La 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以博尔赫斯的方式虚构了一种深受纳粹德国意识形态影响的美洲文学及其整个的文学机制。也在这一年,以豪尔赫·博尔皮(Jorge Volpi)为首的一批墨西哥青年作家发表了“爆裂宣言”(Manifiesto Crack),成为拉美文学史上文学“爆炸”(el Boom latinoamericano)之后第一个敢于为自己命名的文学团体。作为“爆裂派”的代表作,博尔皮的小说《追寻克林索尔》(En busca de Klingsor)把故事背景放在了“二战”刚刚结束时的德国:一名美国军官奉命前来寻找一个曾领导第三帝国科学研究的化名“克林索尔”的神秘人物,由此了解到纳粹德国诞生前后的德国现代物理学发展史。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注意到,“爆裂”一代作家似乎普遍对德国主题很着迷。也有学者发现,新世纪的拉美文学中频频出现纳粹德国的主题。如拉蒙·阿尔瓦拉多(Ramón Alvarado)将这一主题视为新世纪拉美文学图景的特征之一,在墨西哥“爆裂”作家之外,他还举出了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zquez)的例子。妮娜·普鲁塔(Nina Pluta)则更为深入地分析了这一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指出在新旧世纪之交,从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开始,有一批引人瞩目的西语美洲小说再现了纳粹的主题,这些小说一方面将纳粹德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另一方面又把它泛化为一种有害的、长时间留存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集体记忆中的意识形态。作者重点分析了波拉尼奥的巨著《2666》,作为这部小说关键人物的,正是一个曾跟随纳粹军队征战欧洲的德国作家。

  事实上,从波拉尼奥去世后整理发表的作品来看,早在他于1989年写完的《帝国游戏》(El Tercer Reich)中,就明显有对纳粹德国和“二战”的指涉了。不仅如此,梳理一下当代拉美文学中的重要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拉美作家对纳粹德国的关注可以回溯到更早的时候: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出版于1980年的小说《人工呼吸》(Respiración Artificial)就提到了纳粹集中营,还虚构了一个青年希特勒以及为逃脱纳粹德国的迫害而流亡阿根廷的欧洲学者。

  众所周知,德国在拉丁美洲没有殖民地,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语言和文化习俗都与拉丁美洲相距甚远,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并没有把战火烧到拉丁美洲本土。为什么当代拉美文学会对纳粹德国的历史和想象如此感兴趣呢?一种解答是,这是对当代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的一种回应,是面对不确定性和邪恶意识形态威胁的人类体验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书写。联系拉丁美洲文学史和社会史来看,当代拉美文学之所以钟情于纳粹德国的题材,还有另外的更深层的动机。

  01

  反魔幻现实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塑造了现代拉美文学的基本轮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成为“爆炸”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尽管作家本人拒绝对他的作品进行理论化的表述,不可否认的是,“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ágico)成了解释《百年孤独》创作成功的秘诀,成了马尔克斯模仿者们的常用秘方,也逐渐塑造了关于拉美文学的一种刻板印象。文学“爆炸”的高潮过去之后,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墨西哥作家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的《恰似水之于巧克力》(Como agua para chocolate)等作品均在图书市场上凭借“魔幻现实主义”标签大获成功。这些作品都明显表现出对《百年孤独》的模仿痕迹,但并不具备后者的史诗气质和思想高度。“魔幻现实主义”一旦成为一种公式——传承自前哥伦布时代的本土神话和神秘信仰,加上本国的动荡不安的历史,就能调成一个拉美故事——必然会走向衰落,这是文学史、艺术史的规律。而欧美读者已经习惯于带着观赏异域风情的目光来看待拉美文学,“魔幻现实”式的拉丁美洲正是与这种目光相辅相成的图式。阿根廷学者加西亚·坎格里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拉丁美洲的文学艺术生产被限定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市场、国际展和批评界的策略几乎总是将拉丁美洲艺术家逼入带有地方色彩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墙角。尽管我们这里向外移民者甚众,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致力于思考多元文化,拉丁美洲之所以有趣,仍然是因为被当成一块有着狂野自然和无法通向现代理性的陈旧传统的大陆,这块丰饶的土地似乎注定要出产一种作为部落的、民族的梦幻,而非对全球性、复杂性作思考的艺术”。

  于是,那些在文学“爆炸”之后意欲摆脱前辈伟大阴影的拉美作家,时时表现出一种反对或超越魔幻现实主义的努力,对纳粹德国主题的有意选择,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一方面,他们的叙事作品能突破本国地域的限制,不再像《百年孤独》、《最明净的地区》(La región más transparente)或《绿房子》(La casa verde)这些文学“爆炸”的经典作品那样,只呈现具有本土特色的图景。在《人工呼吸》中,叙事场景从阿根廷外省的一个酒吧迅速跳跃到布拉格的一个小酒馆,在那里卡夫卡遇到了正在酝酿一个灾难性计划的希特勒;《追寻克林索尔》只字未提墨西哥或拉丁美洲,叙事场景在柏林、慕尼黑、哥本哈根和都柏林之间切换。这些抛弃了地域主义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走向世界文学的倾向。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特征之一的非理性、超自然现象书写,在这些作品中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带有侦探小说逻辑推理色彩的叙事,以及对科学理性的探索和反思,而纳粹德国的历史为这样的叙事和思考提供了非常合适的题材。从《人工呼吸》到《追寻克林索尔》,再到《2666》,这些小说无一不含有一条找寻某个神秘人物的叙事线索,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悬念,时时诱使读者通过理性思维来尝试破解。《追寻克林索尔》不仅探讨了像量子物理和波动力学这样的现代科学概念,更是屡屡在文学描写中加入科学色彩,比如:

  下萨克森海岸被笼罩在暴风的狂怒中。岛屿像一只遇难的船一样摇摇晃晃。即便是它像土地一样坚固;它那永恒的敌人,大海,从来没有完成它的进攻,而是在这偏远而蛮荒的地球的边界划动着。一块铅灰色的,微弱的光斑——几乎是一条线,被量子们打造出的细细的轮廓——照着那片雾……

  这是北欧波罗的海海岸的风景描写,暗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山雨欲来,也暗示着为纳粹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魏尔纳·海森伯独居孤岛时在头脑里酝酿的物理思想风暴。对“量子”的提及可以见出,这片风景是海森伯的视角下的风景,是科学家观察世界的眼光的再现。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的《百年孤独》,展示了未曾接触过现代文明的拉美人观看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好奇目光——这正是“魔幻”的意味之一,而《追寻克林索尔》展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目光:现代自然科学视域中的欧洲风景。

  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新一代的拉美作家不再受困于拉丁美洲身份标签的束缚,能尝试以欧洲人的目光写欧洲风景、欧洲故事。罗伯托·冈萨雷斯(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指出,“文学爆炸”群体作家的基本诉求是建立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而“爆炸”之后的新一代作家则强调无须继续为文化身份所困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后辈们展示出有能力书写本土以外的任何题材的信心。

  02

  文学传统

  这种信心,早已被作为现代拉美文学宗师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宣示过了。他在名文《阿根廷作家与传统》(El escritor argentino y la tradición)中指出,阿根廷作家的传统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传统,阿根廷作家、南美作家能够洒脱地、不带迷信地处理一切欧洲题材,从而达到、事实上也已经达到很好的效果。博尔赫斯的叙事作品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不论是对但丁《神曲》的戏仿,还是对基督福音书的另类解读,都展示出一位拉美作家熟练驾驭欧洲题材的功力,而这些欧洲题材也包括纳粹德国,如收入短篇小说集《阿莱夫》(El Aleph)的《德意志安魂曲》(Deutsches Requiem),就模仿一个纳粹战犯临刑前的自述,对纳粹主义的思想根源做了日耳曼文学史和思想史层面上的探究。《人工呼吸》对青年希特勒的虚拟再现,《美洲纳粹文学》虚构的纳粹病毒在美洲文学中的变异和流传,都可以视为《德意志安魂曲》在当代拉美文学中的回音。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认为,对于他这样的西班牙语美洲作家来说,最先接触到的文学经典就是母语文学的经典,也就是说,是洛佩·德·维加和克维多代表的西班牙古典文学,所以西语美洲作家也就是西班牙古典文学的继承者,而作为殖民宗主国文化的西班牙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允许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与排斥性的、孤立主义的英国文化迥然有别。尽管帕斯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不可否认的是,拉美作家普遍接受过西方正典的教育,使用源自欧洲的语言进行写作,从而相比于亚洲作家要更为熟悉西方传统,更能“不带迷信地处理一切欧洲题材”;作为伊比利亚殖民地文化的拉美文化具备的异质性(heterogeneidad)、混杂性(hibridismo)为拉美文学提供了极富创造力的土壤,也造就了拉美文学极为宽广的视野,这种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跨文化的视野,也完全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视野。另一方面,像博尔赫斯这样的日常活动半径限制在拉美大城市之内的土生白人(criollo)作家,更倾向于将自己与西方国家上流社会而非本国外省的混血居民和原住民相认同,这种微妙的心态也驱使他们在构思创作选题时倾向于选择西方人熟知的历史题材而非本土题材。

  罗伯托·冈萨雷斯曾提出过一种关于拉美叙事文学的理论:作为西班牙语小说源头的流浪汉小说(novela picaresca)采用的是罪犯陈述犯罪事实的公证供词式文体,这种文体和当年管理着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庞大官僚系统紧密相关,也决定了拉美叙事文学的渊源——拉美小说诞生于法律的话语。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拉美文学中,犯罪、追凶或审判成为几乎无处不在的主题。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涉及纳粹德国的当代拉美小说中,侦探小说的叙事形式屡屡被采用,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包含有追拿罪犯的故事线索,法律文书的文体形式也频频现身。波拉尼奥的《2666》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第四部分“罪行”,总共记录了从1993年至1997年在圣特莱莎发生的一百一十二起妇女被害案,对遇害女性的描述采用了一种法医式的冷静而精准的语言。这些惨案对应的现实,就是20世纪末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城发生的难以计数的女性被害事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毗邻美国的华雷斯城兴建了一大批出口加工厂,吸引了许多年轻女性从墨西哥内地前来就业。接连传出的关于年轻女工被害的报道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而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案件往往悬而不决,凶手们继续逍遥法外。《2666》中的一位美国记者把对圣特莱莎妇女遇害事件的报道比作“头等的侦探小说”,恰如其分地称之为20世纪末“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画像”。小说借用一个名叫克劳斯·哈斯的德国裔美国人将拉丁美洲的这一社会现实与纳粹德国联系了起来:克劳斯·哈斯是圣特莱莎女性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而他的舅舅作为德军士兵参加过二战,知晓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暴行。这种个人命运之间的联系暗示着纳粹大屠杀(holocausto)与圣特莱莎——华雷斯城大量妇女被害案件之间的联系:受难者多是无名的,沦为面目全非的死尸和冷冰冰的数字;凶手并没有尽数得到应有的惩罚;集中营里的关押者和墨西哥边境加工厂的女工都屈从于现代生产管理体系施加的淫威……尽管当代拉美文学作品会涉及到纳粹德国历史的不同方面,它们都坚决将纳粹主义的所作所为定性为反人类的罪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作品并未偏离拉美文学传统——它们既延续了拉美作家对西方题材的关切,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展了拉美叙事文学作为法律话语的传统。

  03

  反思20世纪

  前文提到拉美文学的世界文学视野和走向世界文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为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上对现代历史做反思,尤其是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对这个世纪的成功与失败做反思。纳粹德国的历史为这种反思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出发点: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都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巅峰,展示了理性的发展可以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果,但理性的胜利却在狂热中转化为非理性主导的灾难,变成集中营和废墟。类似的灾难在其他地方、其他年代反复出现——如1970年代至1980年代被军事独裁阴影笼罩的拉丁美洲。历史必然是线性发展的吗?理性的进步必然造成毁灭吗?善与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20世纪留下的发人深省的问题。

  利奥塔尔(Jean-Fran?ois Lyotard)在他发表于1979年的《后现代状态》(La condition postmoderne)中提到了海德格尔1933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的演讲,批判了理性-科学的误入歧途——科学知识服务于种族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政治语境中找到灾难性的反响”。利奥塔尔同时指出,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生产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1990年,代表拉美文学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帕斯再次描述了这种“后现代状态”:“所谓的历史理性已经烟消云散了。在秩序、规律性和连贯性的领地,也就是说,在数学和物理学的领地中,重新出现了关于偶然和灾变的古老观念。这是令人不安的,它使我想起了关于千禧年的恐怖说法和阿兹特克人在每一次宇宙时间轮回到头时的恐惧。”产生这种不安的源头,又在于对历史必然进步的信仰的破灭:“断头台与专制暴政、战争与野蛮的内战成了进步的代价,成了必须向历史之神献上的血祭”。帕斯借用墨西哥古代神话的眼光来回望20世纪的种种灾难。无论是墨西哥发生的暴乱,还是纳粹德国制造的屠杀,暴力皆以历史进步为名,科学进步的成果又助纣为虐,这一切使得以理性、秩序、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神话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对不确定性的确信。博尔皮的《追寻克林索尔》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和支持了帕斯的论断:“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及其追随者的量子力学已经证明物理不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那么哥德尔现在只不过在对数学作同样的界定。在一个开始为不确定性所主宰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免受其害”。“真正的罪犯会认为自己是洁白无瑕的,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确实如此。罗伯斯庇尔或希特勒只是一长串纯洁者中的最好的例子……这些罪犯从不会因邪恶、奸诈和轻率而行事,而是因为责任。他们的任务既不简单也不有趣:如果说他们能将它进行到底,那是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的使命”。罗伯斯庇尔和希特勒都能为自己滥杀无辜的罪行找到看似伟大的、不容置疑的理由,错误的意识形态以“必然如此”的历史意志让千万生命成为“进步”的代价。《追寻克林索尔》展示出一种后现代意味的思考,与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莱恩(Michael Frayn)创作于1998年的剧本《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主题、人物和思想意蕴上有颇多的一致,而从小说采用的形式上看,与《人工呼吸》、《2666》等涉及纳粹德国主题的作品一样,小说时时采用元叙事(metaficción)的方式指涉文学叙事自身、怀疑叙事的合法性,这种质疑和解构指向的也正是对20世纪人类历史做反思的结果之一:宏大叙事的消解。

  04

  奥斯维辛之后

  20世纪发生的这些灾难使作家们不得不面临文学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甚至文学的合法性也遭遇了危机,这集中体现在阿多诺的那句名言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维辛之后,还能写什么?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给出的回答是:文学可以是见证奥斯维辛的有力方式,“特别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逝去的超过六百万的生命,并由此指引我们从记忆走向行动”。拉美文学同样可以见证奥斯维辛的野蛮,也同样可以呼唤行动。

  当代拉美文学所面对的,是茨威格、托马斯·曼、奥尔巴赫等流亡德语作家也曾遭遇的专制氛围: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热潮退却之后,拉美国家相继出现军人独裁政权,这些政权往往打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一切异见者进行暴力镇压,用高效的威权体制对这些“犯人”进行集中管理或秘密处决,仿佛纳粹幽灵在西半球重现。借纳粹德国来影射现实,遂成为作家发起反抗的一种手段。皮格利亚创作于阿根廷臭名昭著的“国家重组进程”(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1976年-1983年)时期的《人工呼吸》就采用了这种隐晦的方式。如小说提到一封被秘密警察截获的信件,信件描述了一种噩梦般的幻觉:“我看到了一些照片:他们拿打包用的铁丝弄死犹太人。焚烧炉在柏林,在巴勒斯坦。在北方,再往北,在柏林,在卡塔马卡省”。从德国柏林突然跳跃到阿根廷的卡塔马卡,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把纳粹屠犹暴行与阿根廷军事独裁当局关押和迫害异见者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看似怪诞的想象传达的是那个时代普遍笼罩在阿根廷人心头的恐惧感。小说多次涉及的流亡主题,也可以看成是对当时大批阿根廷知识分子流亡海外的一种指涉。《人工呼吸》还通过一位流亡阿根廷的欧洲人的讲述,虚构了希特勒和卡夫卡在布拉格一间咖啡馆的会面,让希特勒的政治妄想成为卡夫卡文学虚构的灵感来源。就这样,皮格利亚以这部作品回应了阿多诺的论断:奥斯维辛尚未灭绝,因为奥斯维辛也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拉丁美洲;在反抗奥斯维辛的斗争中,文学可以通过想象、虚构、揭露和启迪,成为反抗力量的一部分;通过看似荒诞实则合乎情理的想象追溯奥斯维辛悲剧的源头,恰恰证明了文学洞察世事的力量。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2666》及其他涉及纳粹德国的作品,也同样包含了对智利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批判和反抗,《2666》中圣特莱莎出现的一具接一具的往往不知命丧谁手、何故被害的女尸,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与纳粹集中营遇害者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时期都曾频繁出现的失踪者事件,这些失踪者和圣特莱沙的遇害女性以及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都是某种暴力机制下的受难者。

  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博尔皮也在他发表于世纪之交的一篇文论中直接回应了阿多诺的论断。他指出,奥斯维辛之后丧失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向来具有的重要性和感动人心的能力;小说并非面临灭绝的危机,而独有其优势:尽管在娱乐的功能方面已经比不过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尽管在认知的功能方面已经比不过科学研究和新闻媒体,小说仍拥有行动的自由,可以凭借其混杂多元的性质进行思考、批判和研究,既能传递知识、探索世界,又能质疑现实并改造现实,这是小说从塞万提斯开始就拥有的特质。博尔皮的主张,是要让小说成为越来越开放的文本,让文学具有跨媒介的属性和功能。我们从当代拉美文学中那些选择了纳粹德国题材的作品可以看出,小说可以和社会评论、司法调查、科学探索、历史重述等结合起来,继续有力地介入现实;作家可以不囿于本土题材的限制,在书写异域题材的同时延续母语文学传统,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世界历史和本土现实做反思。在回答“奥斯维辛之后”问题的同时,拉美文学也真正脱下了“魔幻现实”的陈旧戏服,走向世界文学的舞台。

  【注释详见《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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