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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革中“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特别多?

时代尖兵 · 2022-07-2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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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特别讲政治,无论是官方还是群众,对干部的忠诚性、纯洁性要求特别高,对“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容忍度很低,只要某人稍微有点历史问题,马上就可能受到批判并被打倒,加上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人人都长着火眼金睛,发现很多“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实属必然,当然,其中会有些冤案。

  学习党史时,发现文革中“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特别多,似乎大帽子满天飞,这正常吗?起初感觉很不正常,但结合历史和当时形势分析后,发现这种现象事出有因。

  一、个人经历的曲折性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是如此。在我党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出于不同目的,争相汇入这股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其中,许多革命者尤其是地下工作者,因为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所以,除坚持原则外,还需要足够的灵活性,他们会做一些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但在事后看来违规违纪的事情。这种事一旦在文革中被揭发,由于很多当事人已失踪、去世、外逃,一般很难说清楚,被扣帽子虽然不公,但很正常。

  也有人为革命需要,曾做国民党、日本、汪伪、苏联的间谍,虽然解放前已明确其地下党的身份,但由于经历非常特殊,文革中很容易被看作投机革命,被打成“汉奸、特务”。

  还有人在革命低潮或被捕时迷茫动摇,做出向敌人缴枪、乞降、写自首书等出格的事情,但他们在短暂动摇后或革命高潮时,又重新回到队伍中,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干部,如上海某高校两名常委都曾在解放前叛党,有的还在报纸上发表过“自首书”。由于解放前我党尚未执政,加上信息闭塞,他们很难暴露;解放后,同样因信息闭塞、个人隐瞒、他人保护等因素,很难暴露。但在文革中由于群众造反,很多老干部的历史问题会通过大字报、串联等方式被揭发出来,让他们转瞬间被打回原形。

  如某老干部曾3次被国民党逮捕,但都被成功“营救”,文革中有人怀疑他有历史问题,后通过查阅民国政府的报纸、档案等资料,果然发现他曾叛变投敌,加上还有人证,随即将其打成“叛徒、内奸”。

  二、家人选择的多样性

  分析老干部的出身,发现一些成员较多的家庭,会采用多头下注的方式为家庭成员选择政治方向。如老干部姚某,父亲是国民党中将,二伯父是民国县长,五叔先做国民党高官,后当亲日汉奸,他本人和2个堂弟、1个堂妹则投身革命,从而保证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本当政,整个家庭都会有所依靠、长盛不衰。老干部张某,姑姑、丈夫、自己都投身革命,但叔叔却是臭名卓著的汉奸高官,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枪毙。老干部周某很早就投身革命,但他的哥哥却是国民党党员、复兴社成员、伪保长、伪县政指导员,在老家独霸一方,维护家庭利益。

  这样做对革命者本人和中国革命可能有点好处。如老干部姚某早年做地下工作时,国民党官员、汪伪汉奸都知道他是党的干部,但碍于他五叔的情面,都对他网开一面。老干部张某将我党的地下电台设在身为汉奸高官的叔叔家里,从而避开了其他汉奸特务的纠缠。此外,有的革命者被捕后,能通过家人亲戚在国民党和日伪政府的关系顺利出狱,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营救”出狱。

  不过,凡事都是利弊相间。这样做的坏处是,有的革命者会多出几分投机性,其家人可能会向国民党、日伪汉奸泄漏党的机密,更重要的是,有的老干部会在解放后,出于亲情等因素的考虑,庇护有污点的家人,甚至帮其漂白身份,以逃脱人民的审判和制裁。

  如周某的哥哥,解放前曾配合国民党摊捐款、征积谷、抓壮丁,还曾强奸妇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按理说,周某解放后应将哥哥交给当地政府甄别处理,但出于兄弟感情,他指示当地政府批准哥哥进京,并将其送到革命大学深造,漂白身份后,又通过关系安排到老家的省政府任职,使哥哥从反革命分子变成革命干部,如此漂白的“革命干部”,文革期间大概率会被打成“反革命”。

  三、配偶家庭的落后性

  一些生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民国军官等落后家庭的女青年,解放前后,出于维护家庭利益,实现阶层跃升的目的,会利用自己年轻貌美、学历较高等优势,高攀一些老干部,成为高干夫人和领导夫人。她们的家人亲戚,虽然或多或少存在历史问题,但因有干部庇护,除个别罪大恶极的,多数都能顺利过关,甚至一跃成为革命干部。

  如老干部周某的夫人出身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妻弟劣迹斑斑。革命胜利前夕,吴某推荐他到革命大学学习,后以南下工作队员的身份到其他地方工作,顺利实现身份转换,成为解放前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但这样的“革命干部”,因有历史污点,一旦周某垮台,很可能被打成“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

  四、人际交往的复杂性

  任何人都有朋友,老干部也不例外,不过,他们的朋友中也可能有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如老干部聂某解放前与某国民党特务头子关系密切,入党介绍人吴某解放后被查出是叛徒,从而使他自己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叛徒”。

  老干部周某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反右中被划成“极右”分子,周某出于同窗之情为其翻案,并将其调入北京异地任职。文革中随着周某倒台,他的同学也被查出“极右”经历,马上由干部变成“反革命”。

  老干部吴某祖父是清朝官员,父亲是民国警官,母亲是地主女儿,自己年轻时与胡适、蒋廷黻、傅斯年等反共分子混在一起、关系密切。吴某在成为共产党高官后,不仅想方设法杜撰“光荣”家世,而且还卖力地为同为大地主的杨某和“右派分子”季某涂脂抹粉,吹捧杨某“为人精明、忠厚、慷慨、喜欢朋友”,并公然篡改历史,将两人伪造成创建某地游击队的功臣。杨某、季某在吴某倒台前,处处以“老革命”自居,吴某倒台后,马上就被揭发出“反革命”的真面目。

  五、官场斗争的对抗性

  解放后,由于一些有历史污点的老干部位高权重、深居简出,加上他们对历史问题刻意隐瞒,所以,其底细多数人并不知情。文革中,由于群众造反,加上老干部间斗争激烈,出于自保、斗争等目的,许多人向上级和群众揭发举报政敌的历史问题,从而让一些污点干部现了原形。这与当下的官场举报有些类似,许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干部一旦被举报,很快就会沦为人人喊打的“贪官污吏”。

  六、群众揭发的积极性

  群众揭发也是文革中某些老干部现原形的重要原因。这里的群众主要指科以下干部、普通工作人员、革命热情高涨的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等,他们人多力量大,有的还曾在民国政府工作过,是一些老干部历史问题的见证者、知情者,加上解放后我党获得大量的民国档案,其中就有关于老干部历史污点的原始资料。文革前,由于官员自我保护及民国档案的保密性,一般人不敢揭发;文革中,由于原有官场秩序被打乱,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加上人们获取民国档案更加容易,有了过硬的佐证材料,许多知情者这才不再顾虑,大胆揭发。

  如老干部肖某1927年起义失败后曾向国军缴械投降,并创建政党四处活动,仅4个月就失败了,被迫回到党的队伍中;老干部陈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死刑,为活命向敌人乞降,改为有期徒刑,再向敌人乞降,写了“自首书”,并通过家人四处活动,最终被囚2年即获释放,当时曾发誓:“再不当共产党了”。他们两人的叛变行为,都是因为有人在文革中查阅了民国政府的档案资料,才被群众揭发出来。

  七、政治要求的特殊性

  文革中特别讲政治,无论是官方还是群众,对干部的忠诚性、纯洁性要求特别高,对“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容忍度很低,只要某人稍微有点历史问题,马上就可能受到批判并被打倒,加上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人人都长着火眼金睛,发现很多“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实属必然,当然,其中会有些冤案。

  (202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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